因钱包被扒走，丢失了很多重要票据，南京鼓楼区的卢先生十分生气，一想到小偷就骂娘。为了愚弄小偷，他故意在钱包里塞进与十元钞票相仿的数十张纸条，写满咒骂的脏话，引诱扒手偷走。无独有偶，市民朱先生则把冥币塞进钱包里，故意吸引扒手来偷，借机耍了20多名小偷（《南京晨报》5月8日）。
　　市民在乘车、购物、逛街时，因遭遇小偷黑手损失钱财、增添麻烦的，大概绝不在少数。面对扒手，个个憎恨、人人喊打恐怕成了许多市民的共识。为泄心头之忿，卢先生和朱先生使出了脏话、冥币塞满钱包的奇招，以此愚弄和警告扒手，如此趣闻确实令人忍俊不禁。然而值得深思的是，惩治并遏制日益猖獗的扒窃现象，居然需要借用脏话、冥币的破敌神功，捧腹之余难免倍感苦涩。
　　无论是用冥币忽悠小偷，还是类似“偷我钱包全家死光光”的脏话，其潜台词都是缘于以恶治恶的报复心理而产生的语言恫吓，似乎此招一出，扒手即便不会“恶有恶报”，至少也会背时倒运。这种做法，从本质上与过去社会盛行的诅咒、巫术等迷信活动真可谓是一脉相承，何其相似。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诅咒是否有悖文明与法治的基本精神，仅从产生的效用来看恐怕也很难乐观。除了发泄郁闷、聊博一笑外，它又凭什么能触及小偷的灵魂，使其悬崖勒马，改过自新呢？不靠法律惩处，幻想几句咒语就能消扒手于无形，显然太天真了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市民把惩治扒手的希望寄托在脏话、冥币之上，显然也是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大尴尬。类似扒窃那样影响极坏的“小恶”，一边是肆无忌惮的小偷愈演愈烈的违法犯罪行径，一边是深受其害的市民恨之入骨的愤慨，然而，无论是法律规定，还是实际执法，在发案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却呈现日益弱化的趋势。对大多数小偷“只及皮肉、不伤筋骨”的法律惩罚，不仅远远低于公众的期望，也很难对违法行为构成震摄。而小额盗窃的接案、侦办和查处，有关部门主观上不够重视，甚至放任自流，以致出现“今天报案送进，明天重回故地”的“N进宫”现象。于是，面对无所顾忌的小偷，一些市民无奈之下只好寄希望于诅咒的魔力，以便从中得到一丝心理安慰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　　遏制猖獗的扒窃犯罪，其善治之道离不开强化治安防范，加大法律惩治力度，而绝不是类似脏话冥币耍扒手那样的怪招。